豫南平原上有个程庄。庄上有四百多口人。大部分人家是程姓，只有几户是杂姓。这杂姓中大部分人家有近门，唯有汪姓家是单门独户。庄上分四大门。庄西面一门俗称“西头”；庄当间那门俗称“高沿”，路南人家是杂姓，俗称“杂门”，东头人家称“东头”。“西头”人头旺，辈分低。白胡子老头就得喊“东头”的小孩“爷”。因此，“西头人”好跟“东头人”打渣子——开玩笑，该喊“爷”的却叫“哥”。农村办红白事得人多，单户办不起来，“杂门”就联合起来办。
程庄东头是片高岗地，一条赶集小路从岗上通往百史集。逢集日，赶集的人像一溜水，日久把小路踩得明油油的。
庄西是辽阔的田野。两条土路往西延伸。参天的杨树立在路两边。路面高高低低，坑坑洼洼；下透雨时，泥踩不到底；路面干燥时，车辙梗硬得像碗渣；辙有脚脖深，一脚踩进去能崴断脚脖子。世世代代的程庄人走在这土路上，在这土地上春种秋收，靠它繁衍生息。
庄南有条河。河两岸杨柳成行。夏天，河水清清，水草萋萋，鸭鹅戏水，鱼儿戏草。晌午，河北沿的树下是吃饭场。人们在这天南海北地喷；入夜，把河沿扫得干干净净；男人们跳河里洗澡，铺张凉席在树下，躺席上，在晚风的吹拂下，安然入睡。就连大闺女、小媳妇，也要找个背静的地方洗澡。
庄北有口井，井沿有棵大柳树，枝繁叶茂。树冠如伞，盖严了井。夏天，井里的凉气滋滋往上冒进柳树荫。树外热如火，柳树下却凉快如春天。有人把一段木头掏空心——程庄人叫它“梆子”。在两头绑两根细绳，把它吊到井里。行人渴了，累了，到柳树下，拔出来凉水喝，然后坐在柳树下，歇歇脚，再赶路。
1958年，县里搞浮夸，放“高产卫星”，说“小麦亩产7320斤”。生产队打的粮不够交公粮。县里又搞“冒进',说“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了，不让社员“开小灶”，没收了铁器炼钢铁。社员吃“大食堂”，每人每天吃几两熟红薯。村里饿死了不少人。
这天，喝罢汤。在程庄南三间草房当门里，这家主人汪善坐在一个小板上，勾着头，唉声叹气。他媳子坐在一个蒲团上，盘着腿，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奄奄一息。
一阵风吹进当门，放在后墙土条几上的煤油灯扑闪几下，没有灭。女人看一眼灯，叹一声，看看男人，说：“宏泰他大，你得想个办法呀，不能眼看着孩子饿死啊！”汪善也叹一声说：“有啥办法呢？”女人想了一会儿说：“听说有人去庄东头地里偷扒红薯，你也去偷扒几块，我吃了补补奶水叫孩子吃。”汪善没吭声，又低下头。女人说：“你说话啊？”汪善说：“要是被干部逮住了咋办啊？”女人说：“万一逮不住，咱孩子不是有救了吗！那是儿的命啊！”男人想了想说：“中！也只能去偷了。”
汪善挎个半截口袋出了门。女人把小孩放床上，撵出来，说：“扒几块，就回来。”男人说；“我知道。”他走出当院、大门楼，沿着路边往村外走。女人回屋关上门，叹一声，把灯端到里面的床头柜上，坐床上，盖住腿脚，纳鞋底。昏黄的灯光照着她消瘦的脸。
汪善走到庄东头，看着黑乎乎的红薯地，不敢下地。他走进一片老坟地，蹲会儿，听四下无动静，站起来，心跳着下了地。他轻抬脚、慢落下，一点一点往前走，走不远，蹲下身，正要偷呢，忽然觉得这儿离路近、万一路上走人容易被发现，于是便又站起来，踮着脚尖走到地中间，蹲下身，又下意识地朝四下轮几眼，这才摸着鼓堆大的红薯棵抠起来。他扣了一小半袋子红薯，怕万一此时来人，便站起来，背着袋子，蹚着红薯秧，往外走。
突然，“唿隆”一声。汪善吓得心狂跳，赶紧趴下，抬着头，瞪着眼，屏着息，支着耳朵听。他听见那声音渐渐远去了，停会儿，听不到声音了，这才明白是自己刚才把兔子惊起来了。他又慢慢爬起来，背起袋子，蹚出红薯地。
他沿着墙根走到井沿的路上时，突然，一道手电灯光从路西的岗上射在他身上——巡逻的队委会干部发现了他——汪善吓得脸煞白，愣住了。队长大声责问；“你背的啥？”汪善颤栗着说：“我......”队长走过去，摸摸口袋，知道是偷的红薯，有心放他，怎奈是官场，不敢放，便怒道；“你咋干这事呀！”汪善噗通跪下了，哀求道；“俺孩......”。
话还没说完，又一道手电灯光从路北照在汪善身上。众人扭头看去，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程鹏从大队部回来了。队长心里一紧，原想着罚汪善点劳役、工分就行了，看来现在是不行了，为汪善捏把汗。书记走过去踢踢红薯袋子，一切都明白了，冷笑着哼了一声，看着民兵连长说：”把他押送到大队部、明天再处理。”民兵连长把他押送到大队部、交给值班的治安主任后回家了。治安主任把他关进小黑屋。
众干部各自回了家，队长跑到汪善家，敲着堂屋门。汪善妻子以为男人回来了，赶紧扔了鞋底，跳下床，开了门，一见是队长，顿时傻眼了。队长说：“汪善被抓走了。”汪善妻子顿时吓得脸煞白、一屁股蹾地上，发会儿呆，喃喃道：“都是我害了他，我咋鬼迷心窍，突然想起来叫他偷红薯呢？”队长叹一声，拉上门，回家了。汪善妻子呆坐在那，一夜没合眼。昏黄的灯光照在她顿显苍老的半边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