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从登州返回青州后，对登州诸多军队也进行了调动。
张顺领本部水师前往密州胶西县坐镇，李俊则前往海州怀仁县坐镇，呼延庆回师，在密州莒县的日照港暂时停驻。
王伦下令，步兵第十一营高可立部驻守临沂县，将新组建的第十五营庞万春部派了去，由高可立为主将，同时负责在沂州招募并训练一千新兵。
韩世忠、孙立这一支军，驻守怀仁县，与之配合的则是步兵第十六营解珍、解宝部，以韩世忠为主将。
孙安则领骑兵第四营袁朗、步兵第三营刘唐两部驻徐州滕县，王伦又把刚刚组建的水师第五营王绩、乔正、翟源派了去，滕县周围水网、湖泊众多，也需要一支水军协助。
新建步兵第十四营的刘赟、薛斗南部，则转至密州驻扎，这样一来，登州的驻军，就只有留守水寨的阮小五、阮小七两厢，步兵第六营鲍旭部驻守船场，骑兵第十营花荣部驻扎在蓬莱县外。
此前王伦抽调了部分朝廷官员，请他们协助编写农书，唯独将原登州通判等少数几个官员留了下来，仍旧在登州软禁。
耶律大石则被他送到了潍州，于是严通判顿时暗中欢喜了起来，只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王伦占据登州，将原本登州诸多大小官吏全部罢黜，然后以吏员考试重新选拔，自然就引起了许多小官吏们的不满。
而且他又推行均田，梳理海贸，整顿盐铁，损害了一批大地主大富商的利益，只是他当初大杀了一批人，把这些人给吓到了。
王伦一走，接手登州事务的包康，却对严通判等在押官员们放松了警惕，允许他们往来书信，只是需要经看守的审查；若是上报请求走访亲友，包康也都准了。
毕竟是包拯的后人，严通判便以为包康还是心念朝廷的，行为就愈发大胆。先前他就曾私下联络了些人，现在小动作就更加多了起来。
这一日，听闻包康要前往黄县西南，视察一处金矿田，大概要停留三五日，严通判顿时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早在宋真宗时，皇帝就派了大臣潘美前往莱州的掖县、登州的黄县之间督办开采金矿，到了眼下，大宋朝产金矿的州就有二十五个，年产黄金一万余两，而其中登莱两州，产量就有9500两。
故而在大宋朝，黄金虽然也属于一般等价物，但很少用作货币使用，而是制作成为首饰、器皿，以超出本身的价值少量流通。
占据登州后，王伦就派了蒋敬接管这里的玲珑金矿，清查后的数字有点儿夸张，矿区内每年可产黄金最高时达到一万二千余两，但王安石变法时，确定了上交朝廷的数量，随着产量的提高，这个数量并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开采黄金，就被本地官吏给私吞了。
玲珑金矿地跨两州，却不属于地方，而是朝廷直接派监矿官员来督办，于是两州少不得彼此扯皮，王伦便以州界将玲珑金矿分为两个，两州各自管理辖区内开采事宜。
包康出了蓬莱县西门，杨林也在送行的人群中，彼此对视一眼，默契地点了点头，包康便向本州的罗山金矿而去。
三天后，就有一只信鸽从蓬莱县飞到了青州城，被焦挺接到，将传递而来的情报送呈给了王伦。
王伦打开一看，只有短短两行小字，顿时笑了笑，将密信就着蜡烛烧了，再不去理会。
严通判的头颅已经被砍下，就悬挂在州衙前，他到死也没有想明白，自己行事如此周密，怎么就走漏了风声？
就在包康离去的入夜时分，蓬莱县内二十余家大户，各领奴仆、商铺的伙计、在城中休息的船工、水手，居然聚了五七百人，持了朴刀、棍棒、私藏并自制的弓弩，将严通判劫了出来，就要向北面水寨逃去。
却被杨林领着侦骑司的密探，由骑兵第十营的索超带领本厢士兵，突然冲杀而来，就此四面团团围住。
花荣与周谨则分头行动，将城外几处庄园也给围了，鲍旭则领兵闯入本是呼延庆驻地的水寨，逮捕了七八个士卒，其中包括一个跟随呼延庆投降却留守的前朝廷军官。
包康也迅速返回城内，先分头审讯，继而开始抓人，登州四县之地，被牵连的就有五十余家。
这种“谋反”的大罪，王伦离开登州时就已经交代了包康，格杀勿论。包康也不客气，就在登州展开了新一轮的屠杀，先后杀二百余人，涉事的诸户，全部抄家，家属送往罗山金矿淘金，或是送到本州的俘虏营修路。
仅有一家得到了宽宥，被迁往莱州。
修建中的日照港，呼延庆接到了征东将军府的传报，顿时大惊，事涉他的部下，他也难辞其咎。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封王伦的书信，看过之后，呼延庆方才心安。
经此一事，登州境内的大海商之家，就被王伦和包康杀了七七八八，余者再不敢有任何别样的心思，顿时都老实了下来。
王伦则顺势在青州设了报院，归属于征东将军府礼曹，负责对民间印刷的小报进行统一管理。
大宋朝延续前朝制度，设了进奏院，专门管理朝廷发行、只在官员内部流通的邸报，也被称为朝报。
但大宋朝的印刷业发达，民间也效仿邸报，发行一些报纸，从宋太宗以来就屡禁不止。
所谓“堵不如疏”，王伦干脆出台了一套报纸法，以征东将军府的名义，发行了《民报》以及《京东商报》，前者主要刊登征东将军府的各种政策和解释，后者主要刊登京东路诸州县的商业信息。
同时还接收民间投稿，包括但不限于诗词歌赋、话本、文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