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明拜访过后，征东将军府再出一道行文，只针对佛家，禁止僧侣随意出行，超过寺庙范围五十里者，就必须向官府备案，不得许可私自出五十里者，杀。
这倒不是王伦对道教的宽容，而是道教的门槛实在太高，梁山就有四五位出身道士的头领，个个学识过人，本事超群，说一句万里挑一也不算过分。
赵官家崇信道教二十余年，全国道士都没超过一万六千人，差不过相当于王伦改革前齐、淄、青三州的僧侣人数，就是放任一下，道教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的。
因为王伦还当真研究过道教的发展，若是南朝梁之前，他还真得担心一下，但南朝刘宋的宋文帝时，南传天师道的领袖陆修静改革道教，梁武帝时的领袖陶弘景再次改革道教，再加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北方道教领袖寇谦之的改革，可以说道教教义里喜欢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造反传统，已经削弱了许多。
王伦同样也不反对佛教，宗教的最大意义在于给人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和寄托。他反对的是，你和尚们都有手有脚，凭什么啥都不干，只接受信徒供奉，凭什么要高人一等？
和尚道士们若能凭借自己的劳动生存，仍旧从事宗教事业，王伦还是很欢迎的。他只坚信一点：不劳动者不得食！
对佛道的改革，王伦事先征求了鲁智深、广惠、邓元觉以及马灵、徐瑾、公孙胜、樊瑞、寇烕等佛、道信徒的意见，只有公孙胜持保留意见，其余人等全部赞同。
向来是屁股决定脑袋，三位大和尚里，鲁智深全然不通佛法，在他看来，王伦只要不对僧侣搞屠杀，不破坏寺庙，怎么做都没问题。
广惠大师最有意思，他觉得佛祖也看不惯当今这些佛教徒的作为，故而要借王伦之手惩治一番，这不是什么“京东法难”，而是佛祖要清理门户。
邓元觉是借助佛教徒的身份从事造反事业，他虽然精通佛法，但不过是为了造反不得不学习伪装，他自己本人都不怎么信仰的，自然也不反对。
除了公孙胜，其余四位道家大师，在赵官家崇信道教的大环境之下，都不得不被迫从事造反，他们的信仰有多坚定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伦的宗教改革，对道教的影响并不大，几个人现如今都是征东将军府、大都督府下的官员，对自家事业有帮助的事情，自然都是支持的。
而在登州，一座小小的光明寺也悄无声息地修建了起来。
方腊残部北上，其中多有信仰摩尼教的，王伦从不反对个人对宗教的信仰，绝大部分宗教都是劝人向善，这是可取之处，他不会一刀切地反对。
于是在王伦的暗示下，冯喜向征东将军府礼曹请示，家眷多在登州的方腊残部们，便集资出建了一座光明寺。
王伦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江南百姓由于不了解，多认为方腊和信徒们是“食菜事魔”，摩尼教这个称呼容易引起不了解内情的人的误解，不如改名为“明教”，取教义中“光明”之意。
于是明教也被纳入到征东将军府的管理之中，享受与佛、道一样的待遇。
总之王伦宗教改革的目的，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限制的同时，全部纳入世俗政权的管理当中，这种无形的枷锁一旦套上，也不怕他们翻起多大的浪花了。
事实上王伦的改革，在根据地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除了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死忠的信徒外，再无人反对。
大宋朝民间向学的风气昌盛，京东两路又是齐鲁儒学的发源地，偏偏儒学又是反对宗教的，所以在京东两路反对佛道，在儒学文人眼中，这就是一种“政治正确”。
历来只要文人不反对，那就基本形成不了什么有影响的舆论力，而且对于一部分文人来说，王伦先前搞土地改革，削了他们一部分既得利益，现在又针对佛道，大家都受罪，心理上一下子就平衡了。
于是到了七八月间，根据地诸州县的民间信仰，基本都被纳入到官府管理的名下，都要接受礼曹的领导。
王伦忙碌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与兵曹将民兵制度彻底梳理并建立起来。
王安石变法后，大宋朝就以保甲制度为基础，鼓励民间结社习武，京东两路就出现了许多弓箭社，百姓们纷纷演习弓箭、棍棒、骑术。
所以王伦一直觉得大宋朝有一种很强烈的割裂感，明明河北、河东、京东诸路，百姓们普遍结社，且组建以保甲为单位的民兵组织，但大宋朝就是要信重禁军、厢军。
结果就是，民兵普遍有很不错的战斗力，但缺乏足够的兵器、甲胄，厢军已经沦为官府专派徭役的工程兵，禁军腐化不堪，但大宋朝已经无力改革。
从内心底，王伦觉得梁山一路走来的对手，祝家庄、曾头市这样的民兵，都比朝廷的州兵难打一些。
可见大宋朝的弱，弱在文官集团的强大，弱在文官对武将打内心底的提防和戒备，弱在统治集团，民间远比朝堂更加有活力。
王安石的保甲兵制度这么不错，王伦自然要拿来用的。于是征东将军府兵曹组织，地方上下沉到村庄，以里、甲、保为单位，各户百姓青壮，在农闲时分就被官府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军事技能的训练和军阵的演练。
民间的各种结社，也必须在官府报备，上报兵曹，由兵曹派出官吏，不定时进行观察和指导。
同时这些民兵还要组建以村为单位的联防队，划定区域进行夜间巡逻，并负责配合县衙、巡检司，维护乡野间的治安。
也因此，兵曹主事卞祥是六曹官员里最忙碌的一个，他先是在与朝廷地盘接壤的几个州县，一个县一个县地将民兵招募、组织了起来。
皇权自古难以下乡，实际上各朝的统治阶层们也很清楚这个问题，唐朝的府兵制，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将皇权向下延伸。大宋朝则另辟蹊径，靠着在乡村集市收税，将权力下沉。
王伦则用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民兵组建，来完成权力的下沉和对乡村的控制。
这也是卞祥要一个县一个县地亲自负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