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卦六爻也讲述了乾隆年间，清朝版图达到最大，缔造康雍乾盛世之巅峰的历史故事。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户庭，一般指家里面的小庭院，或者是单独一个房间的内部空间。我们守住自己的庭院和居所不出外时，可以避免灾祸的发生。
苏轼谪居黄州时，写过一篇流传千古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全文如下：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月光照在庭院之中，就像积水一样澄澈透明，水中水藻、水草纵横交错，这些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
承天寺中的这个庭院，大约就是户庭。
苏轼在谪居期间，避开外界的纷纷扰扰，注重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生活的安宁，深居而简出，节制而慎守，他无忧且无咎。
这种自我节制，叫作慎独。
君子慎独，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更加谨慎自觉地遵守各种道德准则。
早期的乾隆帝（1711年—1799年）勤政爱民，宽严相济，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宽缓代替雍正帝的严苛，对百姓实行仁政，对官吏宽容开明。他一面继承和发展雍正帝时期的积极政策，一边逐步纠正和放弃一些错误政策，推动清朝向全盛局面迈进，表现出了盛世明君的气度。
吏治不清,民何由安？历代帝王都将吏治清明视为太平盛世的重要特征。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雍正帝则反复强调官吏的操守是治国的根本，下诏要求百官廉洁自律、勤于政务。
乾隆帝也清醒地认识到，吏治清明的朝代往往繁荣昌盛，吏治混乱的朝代则常动荡不安。他决心大力整顿吏治，使政府官吏们慎独自守，贪念不出户庭。
在官员选拔任用上，乾隆帝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要求官吏们尽可能年富力强。凡是五十五岁以上的官吏要谨慎使用，而六十五岁以上的官员则要由他亲自定夺是否继续留任。
在官员的绩效考评方面，他使用京察、大计等方式考核官吏，对地方上的布政司与按察司等重臣也加以考绩。
乾隆帝将不称职的官吏分为八类，分别为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酷，严明法度，奖惩分明。乾隆帝在位六十余年，降级或处分不合格官吏达六万多人。尤其在惩治贪腐方面，他绝不法外留情。
在他执政前中期，总共处死了十多位位高权重的巨贪，其中包括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布政使钱度、山东巡抚国泰、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亶望等等。尤其兵部尚书兼九门提督鄂善，仅纳贿千两白银即被赐自尽，成为满清官场廉洁自律的典型案例。
乾隆帝也不只是一味重罚贪腐，而是疏堵结合，注意加薪养廉。他为京官加薪，又给地方官吏发放养廉银，以解决官吏及家庭的生活问题，使他们无后顾之忧而安心职守。
最让乾隆帝头疼的，还是军机处的内部斗争。
乾隆帝完善了军机处的建制和职权，加强了军机处的权力，同时扩大了军机大臣的人数。他登基以后的第一任军机大臣有六人，分别是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军机章京则扩充至十六人，满人和汉人各占一半。
然而，以鄂尔泰为代表的满派，和以张廷玉为代表汉派谁也不服谁，明争暗斗得厉害。
这两人都是深受雍正帝信任，受遗命辅佐乾隆执政的总理事务大臣。
鄂尔泰（1680年]—1745年）最大的功绩是改土归流。
雍正年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他在云南实行设置州县、改土归流。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有一定任期、期满调任的流官进行官吏。
西南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彝族、壮族、土家族等各个兄弟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些地区长期实行土司管理制度，使老百姓深受其害。
鄂尔泰在这里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同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实施与内地一致的行政制度，加强了清政府对西南各民族的管理，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和区域稳定发展。
他的第二大贡献，是推动云南的茶马贸易。清朝之前，云南普洱茶主要销往西藏和做边贸之用。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期间，在云南设立茶叶局，统管云南茶叶贸易。同时由国家统一收购云南顶级的普洱茶，在茶饼上印有“鄂尔泰”字样，并以马帮驼茶出山上贡朝廷。
这种用马帮驼茶到西藏、边关销售、驼茶到京城的模式，被称为茶马贸易。而马帮走过的道路被称为茶马古道。云南的茶叶贸易从此日渐兴盛，普洱茶从此名声大振。
张廷玉（1672年-1755年）是整个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文臣，也是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他作为满清第一代军机大臣，其最大的贡献是完善了清朝的奏章制度和军机制度，对清朝的权力体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朝沿袭明制，官员有事上奏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其中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程序复杂繁琐，不利于下传上达和保密。张廷玉将奏折制度化，制定了完善的保密措施，使题本从此成为官样文章，而奏折则成为主要的官方文书。雍正帝初设军机房时，一任职制都由张廷玉制定。他创立的军机处廷寄之法，既保证了政令的严格执行，又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张廷玉与鄂尔泰共事十多年，却形同陌路，很少有言语上的交流。
鄂尔泰学问赶不上张廷玉，每每说错话，做错事，张廷玉就出言讥讽，以致矛盾日益加剧。在某个盛夏天，鄂尔泰脱下官帽乘凉。他左右环顾，自言自语地说：“把帽子放在哪里呢？”张廷玉微笑着阴阳了一句：“这个官帽啊，还是戴在自己的头上为妙。”据说鄂尔泰为了这句话，生了好几天的气。
乾隆帝一般由着他们针锋相对，但他们闹得太厉害的时候，他就不问缘由各打五十大板，始终不让一派实力超过另一派。
后来，乾隆帝干脆借胡中藻文字狱案，把鄂尔泰和张廷玉全部处理了一遍。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