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忽必烈最信任的头号智囊，也是元帝国的总设计师。他是贯通三教的大学者，也是门庭桃李的教育家。他以其独特的才华与远见的谋略，辅佐忽必烈统一中国，实行汉化，由乱到治，由野蛮到文明，巩固了元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他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奠定了北京最初的城市雏形。他擅诗文词曲，潇散闲澹，是元朝诗文词曲上独具一格的大家。他足智多谋，丰功伟绩，却又能不染尘俗，超然物外。
他就是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的大元赵国公——刘秉忠。
刘秉忠，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今江西高安）。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文学家。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首席谋士。
公元1216年，金贞佑四年。刘秉忠出生于邢州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家族渊源深厚，世代为辽朝官宦大族。他的曾祖父（姓名不详）曾任金朝的邢州节度使，家居邢州，返乡时其子刘泽留居邢州，此人就是刘秉忠的祖父。所以从刘泽算起，其家族成为邢州人。刘秉忠的父亲刘润，在大蒙古国太师国王木华黎攻取邢州后投靠其麾下为官。 这样的家庭背景，犹如肥沃的土壤，为刘秉忠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便能每日背诵上百句文言经典，他对知识的领悟和吸收能力远超常人。然而，刘秉忠成长的年代，正值蒙古铁骑南下，金朝风雨飘摇之际。蒙古木华黎攻取邢州后，设立都元帅府。为了控制当地的汉人官员，蒙古人采取了将他们的嫡子纳入元帅府作为质子的策略。刘秉忠的父亲刘润被任命为都统，年仅十三岁的刘秉忠，也因此进入元帅府做人质。四年后，十七岁的刘秉忠凭借家族的关系以及自身的才学，被任命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元史·刘秉忠传》记载：“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三，为质子于帅府。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
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主要负责处理文书工作，在常人眼中，或许是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差事。然而，对于胸怀大志的刘秉忠来说，这样的工作显得单调乏味，无法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他常常感到郁郁寡欢，不甘心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一日，他将毛笔投掷在书案上，感叹道：“我家世代为朝廷所重用，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应该隐姓埋名，以待时机，以求有朝一日再施展自己的鸿鹄之志。”经过深思熟虑，刘秉忠辞去官职，选择了隐居武安山中，踏上了追寻自我、寻找机遇的道路。
武安山山峦起伏，绿树成荫，溪流潺潺，宛如世外桃源。刘秉忠在这里结庐而居，过上了宁静而简朴的隐居生活。他每日与青山绿水为伴，与诗书典籍为友，潜心研究学问，探索人生的真谛。在这段隐居的岁月里，刘秉忠不仅深入钻研了儒家经典，对《易经》《尚书》等着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还广泛涉猎道家、佛家的思想学说，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升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多年后，刘秉忠遇到了邢州天宁寺的住持虚照禅师。虚照禅师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高僧，他在佛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虚照禅师听闻刘秉忠的才华和抱负后，对他十分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虚照禅师劝说刘秉忠出家为僧，跟随他修行。于是，刘秉忠剃度出家，披上了僧袍，法号 “子聪”，留居南堂寺，开始了他的修行之路。
公元1242年，乃马真后元年。刘秉忠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燕京大庆寿寺的住持海云禅师，应蒙古宗王忽必烈的邀请，前往漠北和林的藩邸觐见。海云禅师，作为佛教界的一位高僧，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精通佛法，对世间万物有着深刻的见解，深受忽必烈的敬重。
海云禅师在前往和林的途中，经过云中南堂寺，在听闻刘秉忠的大名后，便慕名前去拜访。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刘秉忠对佛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广泛涉猎，让海云禅师深感惊讶。海云禅师认为，刘秉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若能将他引荐给忽必烈，必定能为忽必烈的大业增添助力。于是，海云禅师邀请刘秉忠一同前往和林，拜见忽必烈，刘秉忠欣然应允。
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忽必烈对这位身着僧袍却气质不凡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而刘秉忠也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毫无保留地展现出自己的学识和见解。两人相谈甚欢，刘秉忠凭借着对佛法、世俗经典及时事的独到见解，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对他大为赞赏，多次与他深入交谈，询问治国理政之道、天下局势以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刘秉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将自己多年来的所学所思娓娓道来。他对《易经》《皇极经世书》等经典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天文、地理、律历、术数等方面的精通，让忽必烈眼前一亮，对他更是加刮目相看。海云禅师返回后，刘秉忠被忽必烈挽留在府邸。《元史·刘秉忠传》记载：“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籓邸。”
从此，刘秉忠便留在了忽必烈身边，担任执掌笔墨的书记，并参与军政机要的谋划，开始了他作为忽必烈 “智囊” 的生涯，时人称其为 “聪书记”。
1249 年，贵由汗元年。刘秉忠的父亲去世，他不得不回家奔丧。忽必烈深知刘秉忠的重要性，特意赐金百两作为葬具，并派遣使者将他送至邢州。丧期过后，忽必烈立即派人把刘秉忠召回和林。此时的忽必烈虽然还不是蒙古大汗，但他已经开始积极网罗人才，为日后争夺汗位、治理天下做准备。
刘秉忠回到和林后，感受到了忽必烈日益强烈的雄心壮志。他知道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为了帮助忽必烈成就大业，刘秉忠向忽必烈呈上了一份多达数十万字的上书。在这份上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施政纲领和建议。
在政治方面，刘秉忠针对当时蒙古统治下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户口逃亡、官员课税不合理、刑法教令混乱等，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他主张整顿吏治，明确官员的职责和考核标准，选拔有才能、廉洁奉公的人担任官职，淘汰那些贪污腐败、无能之辈。他还建议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公正，避免滥施刑罚，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经济方面，刘秉忠强调要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他建议忽必烈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鼓励农桑，如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等。同时，他还主张加强对商业的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繁荣。
在文化方面，刘秉忠大力倡导儒学，建议忽必烈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他还主张恢复科举制度，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官场，为国家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刘秉忠还建议忽必烈尊崇孔子，祭祀先圣先师，以弘扬儒家文化，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军事方面，刘秉忠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但他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他认为，蒙古军队在征战过程中，应该注重策略，避免过度杀戮，以减少抵抗，赢得民心。他建议忽必烈在征服各地后，要采取安抚政策，妥善安置当地的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忽必烈对刘秉忠的上书极为重视，他认真阅读了每一个字，并对其中的许多建议表示赞同。这份上书，不仅为忽必烈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治国蓝图，也进一步加深了忽必烈对刘秉忠的信任和倚重。此后，忽必烈在许多重大决策上，都会征求刘秉忠的意见，而刘秉忠也总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忽必烈做出正确的决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秉忠在忽必烈身边的地位日益重要。他不仅参与了忽必烈的日常政务，还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1251年，元宪宗元年。忽必烈的兄长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奉命南下，在金莲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驻帐，并在此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着名的 “金莲川幕府”。刘秉忠作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自然也跟随他来到了金莲川，成为了 “金莲川幕府” 的核心成员之一。
在金莲川幕府中，刘秉忠积极为忽必烈招揽人才，推荐了许多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如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元朝的重要官员，为元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秉忠与这些汉族贤能之士一起，共同辅佐忽必烈，为他出谋划策，传播汉族文化，对忽必烈推行 “汉法”，成就帝王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公元1253年，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率大军踏上了征伐云南大理的征程。刘秉忠作为忽必烈的重要谋士，随军出征，为这场战役出谋划策。
大理位于西南边陲，山川壮丽，地势险要，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坚固的城防。面对大理的顽强抵抗，忽必烈的军队在进攻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当大军围困大理城时，大理段氏拒不投降，甚至斩杀了蒙军的信使。这一挑衅行为激怒了忽必烈，他盛怒之下，下令大军踏平大理城，屠尽城中百姓。
此时，刘秉忠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忽必烈。他言辞恳切地说道：“杀使拒命者，其国王耳，非其民之罪，特免杀掠。” 刘秉忠深知，战争的目的并非杀戮，而是为了实现和平与统一。无辜的百姓不应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若大肆屠杀，不仅会失去民心，还会给日后的统治带来隐患。忽必烈听了刘秉忠的谏言，下令大将裂帛为旗，在旗帜上写“止杀”二字，分头号令各军在攻入大理城后，不得妄杀。大理城破后，忽必烈的军队在城中秋毫无犯，百姓们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刘秉忠的这一善举，不仅拯救了无数生命，也为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赢得了民心，为日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1256年，元宪宗六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以东、滦水（今闪电河）以北的龙冈，开始兴建开平城。刘秉忠肩负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座新城的规划与建设之中。他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智慧，精心设计每一处建筑，规划每一条街道。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开平城拔地而起。这座城市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建筑风格融合了汉蒙特色，独具魅力。城中宫殿巍峨壮观，寺庙庄严肃穆，街道宽阔整洁，处处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气派。
公元1259年，元宪宗九年。蒙军兵分六路，大举进攻南宋。刘秉忠再次随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武汉）。在进军途中，刘秉忠时刻关注着战争的局势，忧心忡忡。他深知战争的残酷，更明白 “王者之师，有征无战” 的道理。于是，他再次劝谏忽必烈，不可嗜杀，要以仁义之师对待南宋百姓。
忽必烈对刘秉忠的建议向来重视，他深知刘秉忠的话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和远见。于是，忽必烈下令 “禁俄军士毋肆杀掠，勿焚烧庐舍，所获生口悉纵之”。在刘秉忠等汉臣的影响下，忽必烈逐渐摒弃了蒙古以往的屠城旧制，开始以更加温和、文明的方式对待被征服地区的百姓。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忽必烈的胸怀与远见，也彰显了刘秉忠的智慧与仁爱。在刘秉忠的劝谏下，元军在攻打鄂州的过程中，尽量减少了对百姓的伤害，避免了不必要的杀戮和破坏。这一举措，不仅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好感，也为元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赢得了一定的民心。
公元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登上大汗之位，成为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深知，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刘秉忠作为他最为倚重的谋士，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为元朝制定政治制度的重任。
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开始着手建立中央机构。他首先设立了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负责总理全国政务。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但实际上多由右丞相和左丞相主持政务。刘秉忠推荐了一批有才能的汉族官员担任中书省的重要职务，如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等。这些官员在刘秉忠的领导下，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为元朝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中书省，刘秉忠还推动设立了宣抚司，作为地方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地方事务，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公元1264年，元至元元年。刘秉忠根据《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拟定新年号 “至元”，同时向忽必烈提出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议。
燕京这座城市历史悠久，曾是辽代的南京和金代的中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北依燕山，西拥太行，东濒渤海，南面是广袤的平原，不仅是中原地区通向北方的交通要道，也是控制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地区的战略要地。忽必烈深知燕京的重要性，最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决定迁都燕京，并命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新都城。
接到任务后，刘秉忠为了确保都城的规划和建设能够达到最高标准，他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精心的准备。他亲自率领团队对燕京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勘察，考察了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同时还研究了历史上各朝代都城的规划和建筑风格，汲取了其中的精华。
在选址上，刘秉忠没有选择沿用金中都的旧址，而是决定在其东北方向另建新城。他认为金中都历经金朝末年的战争，城内宫殿多被拆毁或失火焚毁，而且城市供水来源 —— 莲花河水系已经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无法满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经过仔细勘察，刘秉忠看中了金中都东北的一片开阔之地，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周边有高粱河、积水潭等水系，能够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用水。同时，这里北靠燕山，南对平原，符合古代都城 “背山面水” 的风水理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确定选址后，刘秉忠开始着手规划大都城的布局。他以《周礼?考工记》中 “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 的礼制为指导思想，同时结合了阴阳八卦、天地相合等理念，精心设计了大都城的规划蓝图。在他的规划中，大都城呈现出规整对称的布局，宛如一幅严谨的棋盘。
刘秉忠首先确定了贯穿全城的中轴线。他以积水潭最东侧的岸边（今万宁桥处）为基点，划出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长达 8 公里，是整个城市的核心和灵魂。大内（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中轴线与全城的中轴线重合，宫殿建筑群沿着中轴线依次排列，气势恢宏。在中轴线的南端，是丽正门，这是大都城的正门，也是皇权的象征。从丽正门向北，依次经过千步廊、皇城棂星门、宫城南门崇天门、宫城北门厚载门，直至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北京鼓楼北），构成了一条庄严的中轴线。中轴线两侧的建筑严格对称，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
在中轴线的东侧，刘秉忠规划了太庙，这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体现了对祖先的尊崇和对家族传承的重视。太庙的建筑风格庄重典雅，采用了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红墙黄瓦，飞檐斗拱，彰显出皇家的威严。在中轴线的西侧，是社稷坛，用于祭祀土地神和谷神，象征着国家的土地和粮食，是国家社稷的重要象征。社稷坛的布局简洁大方，坛上铺设着五色土，代表着天下五方，寓意着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大都城的街道规划也十分规整。刘秉忠按照 “九经九纬” 的原则，将街道设计成棋盘状，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大街宽 24 步，小街宽 12 步，此外还有 384 条火巷和 29 条弄通。这些街道不仅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也有利于城市的管理和治安。街道两旁种植着各种树木，形成了绿色的林荫道，为城市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为了满足城市的商业需求，刘秉忠在城市中规划了多个商业区。这些商业区分布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集结地带，形成了繁华的商业网络。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质明显反映官员的需求。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非凡，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
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楼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 “穷汉市”，应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西城区则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口买卖集中于此，居民层次低于东城区。南城区即金中都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以及新城前三门外关厢地带的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由于前三门外是水陆交通的总汇，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乡结合部和新旧二城交接处的繁华地区。
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刘秉忠建造了高大的钟楼和鼓楼，作为全城的报时机构。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是一项创举，此前还没有在市中心单独建造钟楼、鼓楼，并上设铜壶滴漏和鼓角报时的先例。钟楼和鼓楼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准确的时间信息，也成为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它们的建筑风格独特，气势雄伟，与周围的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
除了城市的布局和建筑规划，刘秉忠还非常注重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他将自然水体作为大都城的中心、中轴、城墙位置的参照，使城市与水紧密结合。积水潭这片水域被整体纳入城市之中，并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不仅具有漕运的功能，也是君王与百姓共享天然湖泊的象征。据《元史?地理志》记载，积水潭在元代水面 “汪洋如海”，因此又称 “海子”，并且 “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这体现了刘秉忠 “与民同乐” 的城市建设思想，也反映了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 的文化背景。
在皇城与宫苑建设方面，元代利用水景观开发宫苑。以太液池（今北海、中海的前身）为景观中心，东侧建设大内，西侧建设隆福宫，北侧建设兴圣宫，形成三宫围绕太液池的格局。太液池的建设参考了 “一池三山” 的景观模式，象征着传说中东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为城市增添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元大都的建成，标志着刘秉忠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巨大成功。这座城市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建筑精美，功能齐全，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也为后世北京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中轴线设计、棋盘式街道布局、宫殿建筑风格等，都对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大都的建筑风格融合了蒙古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筑特色，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的宫殿建筑气势恢宏，采用了汉族传统的建筑形式，如红墙黄瓦、飞檐斗拱等，同时又融入了蒙古族的文化元素，如宫殿内部的装饰、陈设等，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在城市规划理念上，元大都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礼制思想，强调皇权至上和等级秩序，同时又注重城市的实用性和生态环境建设，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高度成熟。
在完成了都城的规划与建设后，刘秉忠又将目光投向了元朝的礼仪制度、官僚体制以及俸禄体系等方面的建设。他深知，这些制度的完善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在朝仪方面，刘秉忠认为，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必须有一套庄重、规范的礼仪制度，以彰显皇权的威严和国家的正统性。他参照中原历代王朝的礼仪传统，结合元朝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朝仪制度。这套朝仪规定了皇帝上朝、祭祀、庆典等各种场合的礼仪规范，包括官员的站位、行礼的方式、仪式的流程等。在朝仪的制定过程中，刘秉忠充分考虑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将蒙古族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入其中，使得朝仪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庄重典雅，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独特风格。
在官制方面，刘秉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限。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分别负责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设中书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等官职，负责处理全国的政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负责军事决策和军队的指挥调度。御史台则负责监察百官，弹劾违法乱纪的官员，维护朝廷的纲纪和秩序。此外，还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事务管理，各部门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共同构成了一个高效的中央行政体系。
在地方上，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刘秉忠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行省，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行省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事务，拥有较大的权力。行省长官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种行省制度的设立，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对后世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俸禄制度的制定也是刘秉忠的重要贡献之一。在元朝之前，蒙古官员的收入主要依靠掠夺和赏赐，这种方式不仅导致官员之间贫富差距巨大，而且容易引发腐败和社会不稳定。刘秉忠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建议忽必烈制定一套合理的俸禄制度，根据官员的职位高低、职责轻重等因素，确定相应的俸禄标准。通过发放俸禄，使得官员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了他们对掠夺和贪污的依赖，从而有助于整顿吏治，提高官员的廉洁性和工作积极性。
刘秉忠所制定的这些制度，在元朝得到了长期的延续和实施。这些制度不仅为元朝的稳定统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行省制度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而中央机构的设置和分工，也为后世王朝的政治体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刘秉忠的制度建设，体现了他对政治治理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智慧，为元朝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公元1271年，元至元八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颁布了《建国号诏》，将国号正式定为 “大元” 。这一举措意义深远，刘秉忠取《易经》中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之意，赋予了 “大元” 丰富的内涵。“大元” 不仅彰显了国家的伟大与统一，象征着元朝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涵盖了众多民族和地区，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还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尊崇与认同，表明元朝将继承和发扬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这一命名，摆脱了以往以族名或地域命名国号的传统模式，为元朝塑造了独特的国家形象，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元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文化基础。
公元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刘秉忠跟随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中，这位为元朝的建立与发展耗尽心血的功臣，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岁 。忽必烈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对群臣感慨道：“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别人是不会了解的。”
忽必烈下令，由内府出资制造棺木，并派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棺木，将刘秉忠厚葬于大都。次年，忽必烈追赠刘秉忠为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这一系列追赠，彰显了忽必烈对刘秉忠的深厚情谊与高度认可。此后，元朝历代皇帝对刘秉忠的尊崇有加。元成宗时，追赠太师，改谥文正；元仁宗时，追封常山王 。在等级森严的元朝，刘秉忠作为汉人，能够位封三公，享受如此殊荣，足见他在元朝历史中的独特地位。
刘秉忠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谋略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诗文词曲兼擅。他的诗作风格潇洒闲淡，如《元史》所评价：“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在他的诗歌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种超脱尘世的淡然与宁静。例如 “东风吹断马蹄忙，落日平沙百草长。一片彩云天际去，数声啼鸟树头藏”，诗句描绘出一幅宁静而悠远的画面，东风轻拂，马蹄声渐远，落日余晖洒在广袤的平沙上，百草生长，彩云飘向天际，啼鸟藏于枝头。整首诗意境开阔，用词简洁却生动地营造出一种闲适、自在的氛围，仿佛诗人置身于尘世之外，悠然欣赏着这大自然的美景，尽显其潇洒飘逸的气质。
刘秉忠的词曲创作同样别具一格，苍凉凄婉的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他的《【南吕】干荷叶八首》为例，其中一首写道 “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深秋的江面上，荷叶干枯，颜色苍黄，老柄在风中摇荡，清香渐失，颜色愈发枯黄。一场寒霜过后，残荷在秋江上显得格外寂寞。这首小令通过对残荷的细腻描写，营造出一种苍凉、孤寂的氛围，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刘秉忠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事的思考融入其中，借景抒情，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情感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而且，刘秉忠的个人品德与处世态度也让人肃然起敬。
刘秉忠一生品德高尚，虽位极人臣，却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和淡然的处世态度。他自幼好学，至老不衰，即便在功成名就之后，依然斋居蔬食，每日粗茶淡饭，生活简朴。这种生活方式并非出于无奈，而是他内心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在他看来，真正的富足并非来自于物质的堆砌，而是源于内心的充实与宁静。
刘秉忠不追逐名利，在元朝建立后，他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忽必烈委以重任。然而，他并未因此而骄傲自满，或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他平日里喜欢与文人雅士交往，谈诗论道，以吟咏自适，享受着精神上的愉悦。他的这种处世态度，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赞誉，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楷模。在那个动荡不安、充满诱惑的时代，刘秉忠能够坚守自己的内心，不为名利所动，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华，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刘秉忠的历史地位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部分人对他身为汉人却辅佐蒙古政权的行为表示质疑，甚至认为他是民族的叛徒。在他们看来，刘秉忠帮助蒙古人统治中原，损害了汉民族的利益，违背了民族大义。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族矛盾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民族认同的强烈情感。
但从更全面、客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刘秉忠所处的时代，正是蒙古崛起、天下大势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百姓渴望和平与稳定，社会需要秩序与发展。刘秉忠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才能，积极推动忽必烈采用汉法，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民族融合的政策。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元朝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劝说忽必烈在战争中减少杀戮，保护无辜百姓的生命，这一举措体现了他的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
纵观刘秉忠的一生，他以文治武功着称，既是运筹帷幄的谋士，又是妙笔生花的文人；既是深谙兵法的战略家，又是精通哲理的思想者。在朝堂之上，他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为帝王师，奠定邦国基石；在江湖之远，他淡泊名利，寄情山水，以诗酒会友，抒发胸中豪情。
他虽身披袈裟，却心怀天下。他既有佛家的慈悲与超脱，又不乏对世俗社会的深刻洞察与治理智慧。他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将佛理与治国理政完美融合，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又闪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