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瑾越发的发现这极东之地到处都是宝贝，越是知道这里到处都是宝藏，就越是对身在紫禁城的皇帝敬畏。
这些事皇帝是怎么知道的，皇帝陛下怎么会知道遥远的东方还有如此大的一片大陆，而且很清楚的告诉自己橡胶树具体在那个位置。
这一路从东方港向南走来，王瑾发现极东之地的地形与皇帝给他地图一模一样，就像皇帝陛下亲自走过的一样。
王瑾知道自己必须回国了，在东方大陆搜集到的重要物资要抓紧时间送回国内，尤其是皇帝急需的橡胶。
在没有建成的东京城工地，王瑾留下了一个协的海军陆战队，并且留下了足够两年使用的物资以供官兵使用。
留守官兵不但要负责继续建造城池、房屋，还要在城外开荒种地，农耕文明到了任何地方，第一件事就是考察当地是否有农耕的条件。
很明显，东京城是个非常农耕的地方，气候炎热多雨、土地肥沃，是理想的水稻种植基地。虽然说北方士兵不会种植水稻，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在土地上尝试种植其他的一些种子，比如培植在本地获得玉米、木薯等作物。
当然还有那些已经发芽的树苗，也需要留守士兵维护，并且在培育的过程中找到最合适的培育方法。王瑾给他们的任务是，等到下一批移民到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建造起足够的房屋，开垦出足够的土地供移民使用。
远航最难的是没有熟悉的航线，有了熟悉的航线，航行就只剩下了枯燥的漂流。回程的航程没有任何的波折，乘着信风和洋流，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王瑾便回到了大明旅顺港东洋舰队基地。
这一趟的远行可以说是一趟赔钱的远行，虽然说远行的费用是用倭国的赔款在支撑。不过大明朝廷现在已经习惯了海军的远航带来的是丰厚的利益，这样一次没有多少利益的远航并没有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
朝廷不重视不代表皇帝不重视，朱瞻基非常清楚这一趟远航的意义何在。在收到王瑾从东方大陆回来的消息，朱瞻基第一时间下旨王瑾回京述职。
王瑾的舰队带着运往京城的各种种子和物资停靠在东洋舰队在天津的军港，物资上岸之后，被装载到马拉铁轨车上，运往京城。
王瑾是第一次乘坐大明的铁轨车，铁轨车给王瑾的最大感受就是速度快，由于铁轨与车轮都是光滑的钢铁，摩擦力小，马拉起来自然是省力不少，同样的重量马匹自然会跑的更加的快速。
其次是铁轨车要比马车平稳的多，王瑾可是感受过马车的颠簸，若是遇到官道年久失修，坐在马车里的感觉可是非常的酸爽，不把人颠散架了不罢休的样子。
天津军港到京城三百多里，马拉铁轨车中途只停靠了一次，换了一回马匹，只用了四个多时辰便赶到了京城。
早上出发不到天黑就赶回了京城，这让王瑾非常的吃惊，这样的速度快赶上了六百里加急了。
王瑾是内宦，进宫并不需要向宫中递牌子，只把宫中的腰牌递给守门的羽林军士兵，便顺利回到了宫中。
到了宫中，王瑾第一时间便去求见皇帝，不过皇帝却在坤宁宫，今天正好赶上昌平公主抱着孩子回宫看望父母。
做为大明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采用平民嫁娶的方式下嫁给大臣之子的公主，昌平公主从小就享受了万千宠爱，在方家内也是地位尊崇。
方家对皇帝能够以寻常的嫁娶方式将公主下嫁到方家，方家对此感激涕零，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是一个信号，方家的长子不是驸马，不是依靠尚公主获取荣华富贵，儿是可以继续建功立业的。
事实也是如此，方瑛到现在还是云南京城两头跑，一年在京城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只有在年节的时候才会回家省亲。
而昌平公主并没有留在京城享受富贵，而是跟着丈夫一起云南京城两头跑，这一次回来也是因为快要年底了，两口子回京城与亲人团聚。
如今已经是大明宣德十八年的年底，新的内阁班子已经完全掌握了大明的政事，朱瞻基现在完全就像一个甩手掌柜，除了一些特定的大事，什么事都不管。
朝廷有了制度，一切按照制度来就行，只要各项监督机制不腐败烂掉了，大明朝的政治运行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大明朝如今的社会风气已经从保守变成了开拓，一些思想活跃的富户百姓，已经自发的将眼光瞄向了海外，如今大明对外贸易的主体早已经由皇家主导变成了由百姓主导。
朝廷现在要做的是管理好大明的各个海关，做好海关的征税与核查工作，最近一次的内阁会议决定成立了大明的海关总署，大明海关总署的提督大臣是当年的小兵王仲义。
这个当年为了吃饭当兵的少年，如今早已历练成了大明的肱股之臣，成了掌管大明海关大管家，可以说掌管着大明赋税的半壁江山。
这是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有太多的人盯着，都盼着王仲义犯错，好将其弹劾下来换上自己人，王仲义心中明白自己坐上这个位置，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更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嫡系亲信，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大明发展到如今的水平就是那些对皇帝最痛恨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新政是真正的富国爱民之政。
地主们发现采用他们的土地老百姓已经不愿意耕种，没有土地的百姓更愿意去农场做工，不管有没有收成，农场主都必须要给做工的百姓按时发工钱。
地主们发现农场的方式种地更加的有效率，需要的人手也更加地少，相对佃租土地，地主需要付出更多的风险，然而收益却更高了。
不少有识之士发现使用更加先进的工具虽然一下子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是长远来看成本是会降低的，因为这农业机械不是用一次以后就不再使用，而是每年都会使用。
有了这样的认识地主们渐渐的由地主转向农场主，一些零散的地块儿，通过各个地主之间互相置换，形成了连片的土地。
他们根据对农场的观察发现越是连片大的土地，耕作效率越高，也更加适合使用农业机械。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催生了农业机械的研发热情，不断有新式的农业机械诞生，而且耕作技术也随着土地集中化，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农场主们耕作土地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更加便捷的使用机械耕种，收获和管理，而不是依靠大量的人力。
这就是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演变需要时间的催化，当然土地的集中造成了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大明朝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实行农场化管理，地主用不了那么多的额佃户，没有土地、没有资本的百姓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入城市选择当工人，做工挣钱养家，另一条就是大明这些年一直在鼓励的移民。
不想做工，就是想种地，那就移民到海外，海外有海量的土地等着他们去耕种，这样的政策执行了这么些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大明的人口呈现了两个趋势的分流。
第一个趋势是城市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百姓进入城市，给新兴的工业阶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通过海外贸易输送到海外。
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大明的人口越发地不够用了，农村的剩余人口是有限的，通过农场化富裕下来的人口用不了几年就会消化干净。
大明朝这两年出现了用工荒，这就造成了劳工价格的上涨，工厂主与农场主为了留住人就只能通过加薪、提高待遇的办法把劳工留住。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大明朝廷的注意，长此以往由于没有人干活，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导致大量的工厂主与农场主破产，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原本皇帝一直在背后努力宣传女人做工、自食其力，这样的宣传并不被社会接受，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社会哪里是这么容易改变。
女人做工也只能集中在纺织行业，其他行业还是禁止女人涉足，然而因为劳动力的短缺这样的思想开始松动。
一些行业开始出现女人的身影，甚至一些思想极端的女子高喊出了“女人一生只嫁一个男人，男人一生只娶一个女人”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虽然被大多数男人抵制，觉得这是女人不守妇道，是女人善妒，是七出之一。
可是思想一旦松动就会造成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随着全民教育的推行，女人受教育的比例逐渐提高，缠足这种泯灭人性的做法，被女人们当成了男人压迫女人的象征，激进的女人甚至要求女人嫁人也要嫁一个缠足的男人。
当然这两种极端的声音并不被整个社会认可，不过有识之士开始认真思考男女问题，女人到底是不是男人的附庸，到底是不是靠男人养活的。
眼下大明女性就业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蒙学堂，一个纺织业。而且蒙学堂的老师大多出自各地的青楼，随着各地学堂建设的深入，一些早施行新政的地方，比如房山、山东等地已经培养出来大量的新式教育下的人才。
新的官员招募方式让原本的科举越来越不受人青睐，十年寒窗考中科举，还得进入政务学堂学习之后，才能分配到各个地方任小吏。
而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只要考中政务学堂，就能跟他们这些读书人一样在政务学堂学习之后分配到各个地方做小吏。
原本的科举制度，只要考中进士最差也能当一县之长，一个毫无施政经验的小白，一下子放到了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能做好是奇迹，做不好才是正常。
读书人发现自己若是不作出改变，砸如今的大明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这些能够读人，其智力都是大明百姓中的佼佼者，一旦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改变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转身投入到新的规则当中。
读书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有些人会展现出让人无比敬佩的风骨，另一方面有些人恨不得有奶就是娘，为什么都是读一样的圣贤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事实上有风骨的读书人是凤毛菱角，没有风骨的读书人才是大众，这就可以证明有没有风骨跟读不读书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有风骨的人本身就自带着风骨。
大多数读的目的是为了荣华富贵，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大多数读书人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不过是拿来谋取富贵的借口。
这也是朱瞻基敢于推行新政的原因，因为他非常清楚读书人反对新政不是为了所谓的理想，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新政再强力推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读书人凭借着自身的高智商，一定能够找到自己新的利益诉求。
这个时候读书人就是华丽丽的转身，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利益诉求上去，从此就会与新政有了共同利益。
其原理非常地简单，任何的改革都是创造一批得利者，打压一批得利者，从而使得国家在这一进一出间获得更多的利益。
同理，当男人发现女人不依靠男人也能活得很好的时候，男人就会不自觉地降低自己的地位，所谓的男权社会就会慢慢瓦解，女人的地位也就会慢慢地提高，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决定男女地位的从来不是理论知识，而是经济基础，当女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靠男人也能活得很好的时候，女子的思想就会开始觉醒，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利，要求与男人平等的声音就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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